气候与天府②：明清水旱灾异志与蜀地应对之道
气候与天府②
明清水旱灾异志与蜀地应对之道
文/白云苍狗 图源网络
“灾害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学者张建民在《灾害历史学》中写道。
难道不是吗？人类发明了“灾害”一词，用以指涉能给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事物。而自人属物种诞生的那一刻起，各种自然或人为的灾害就注定如影随形。
近些年来，极端天气及其带来的各种灾害轮番袭来，让人焦虑不安，“气候变化及应对方式”成为全球性热点环境议题，然而“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之事“，即使是我们的确正处于新一轮地球气候变化转折期，所有的自然灾异现象其实早就发生过并将一直存在，几十万年来，人类始终深受困扰又被迫积极适应，亦由此累计了诸多因地制宜的经验智慧。
人类，本来就是因气候变化而诞生的“孩子“。
2024年，中国南方发生大洪水
在“农业立国”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华帝国，灾害从来就是无可回避的历史成分，数千年来，农业系统的防灾与备灾、抗灾与救灾一直历代王朝统治的核心议题。
有学者观察分析指出，古代中国所遭受的诸多农业灾害之中，以水、旱、雹、风、蝗五大灾害发生频率最高、危害范围最广、致灾作用最强烈。
它们统统与异常的气候直接或间接相关。
这意味着，气象灾害自古以来就是最为频繁且影响严重的灾害。
2024年，中国北方发生严重干旱
位于中国西南的四川省，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常年受高空行星风系与低空季风气流交替变化的影响，加之地形复杂，气候差异极大，自然灾害频发且种类繁多。而据统计，其中气象灾害造成损失占比达70%以上（詹兆渝（编）：《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气象出版社，2006年）
最让川人防不胜防的，就是各种极端天气带来的水旱灾害。
本文将沿着“气候与XX”的思路，对明清小冰期时期的四川省，特别是岷江流域中游的成都平原，这块一直被视作“天府之国“的农业典范之地，所遭遇的水旱灾害及其应对之法做出梳理，导出可供今人借鉴的传统经验与地方智慧。
在“气候与天府：明清小冰期与成都平原农业之变”中，我们已简单解释过“小冰期“概念、影响及成都平原的农业物种之变，此文不再赘述。
No.1
“旱涝无常”的“天府之国”？
查阅任何朝代关于四川盆地西部那片扇形冲积平原的诗词歌赋，无不呈现一派闲适、富庶的乐土景象，张籍在《成都曲》中描述道：“锦江近百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即使历史的镜头转到战乱后人口结构大更新的满清时代，成都府早已不复“杨一益二“的繁盛巅峰，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片土地惊人的容纳与复兴力量。嘉庆年间的举人杨燮在《锦城竹枝词》中曾写道：“龙舟锦水说端阳，艾叶菖蒲烧酒香。杂佩丛簪小儿女，都教耳鼻抹雄黄。”两千年多来，奔腾不息的岷江江水，与承继古蜀经验修筑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珠联璧合，持续开拓而成纵横交错的平原水网，灌溉出被誉为“天府之国“的丰饶土地，在文人骚客笔下，彼时的岷江沿岸田园：“芳草绿蔽野，夕阳红满山；山前牧童立，牛人相对闲。平桥接野店，路出丛竹间；小憩喂苦若，少伸腰脚顽。炊烟蓋茅舍，林缺山如鬓；岸崩踏浅水，流沫浮溪湾。邻叟收钓筒，携鱼同我还；相送及我门，一钩新月弯。”（陈桂林：《晚归由接仙桥》，《灌志文征》卷七《五言古诗》）
岷江府河段九眼桥老照片
然而，任何生活在明清两朝的居民，却注定无法始终享受这幅“平畴沃野，物阜民丰”的安逸图景。小冰期的无常气候肆虐全球，穿插着冷暖、干湿的不断交替，致使东亚大陆气象灾害频发，危及帝国基业与百姓生存。
尽管受气候变化影响以及自然灾害的强度相较其他区域为弱（见“气候与天府：明清小冰期与成都平原农业之变”），但随着明清时期报灾制度的逐渐完善，我们可以从丰富的史料中感受到无常气候对“天府之国”带来的煎熬。
据目前统计，从明洪武四年（1371年），四川被正式划入明朝版图开始，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清王朝覆亡截止，541年间，四川境内共发生水灾690次、旱灾630次、地震134次、雹灾172次、虫灾45次，其中水旱灾害发生最为频繁，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位于岷江中游的成都平原，历来是西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最发达的核心地带，在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世代的精耕细作下，享有“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美誉，但如此安逸富庶之地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岷江是四川境内对人类而言最举足轻重的一条江河，它的江水奔腾丰沛，使古人将之视为长江之源，它的流向纵贯南北，串联起汉藏羌回等民族区域，战略地位相当显著。在明清两代的541年里，岷江流域记载有199 个水灾年，其中成都府有52年遭遇水灾，水灾波及的空间范围，包括了成都府所管辖13县（成都、华阳、双流、温江、新繁、金堂、新都、郸县、彭县、灌县、崇宁、新津、什邡）和3州（崇庆州、简州、汉州）。
《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记载了明朝时期的数次特大洪水，将“天府之国“不时变成“天府泽国”的破坏性景象：
景泰五年（1454年）七月，成都县“大雨，江水溢漫入东城水关，决城垣三百余丈，坏驷马、万里二桥”。
万历三年（1575年）夏秋：“灌县，江溢，堰尽坏。”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成都，三月大雨，江涨堤毁。”
旱灾的阴影同样挥之不去，比如：
明世宗嘉靖元年至二年(1522—1523年)，连续两年的干旱侵袭，就连“天府之源”的都江堰也变得“赤地千里”。
到了满清统治时代，气候的波动更加剧烈，四川遭受的水灾急剧增多，旱灾也逐渐达到峰值，且很多年份是水旱灾害交替发生，有的地区甚至连年有灾。有学者统计，自清顺治元年（1644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的268年中，四川地区有213年发生水灾，163年发生旱灾，水灾的发生频率为79%，旱灾的发生频率为61%。特别是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每年都发生水灾，而旱灾也不遑多让，仅1794年到1813年的20年间，共计发生干旱灾害14次。
当洪水袭击人口密集的成都平原，灾害景象也变得更加令人不安，比如：
乾隆九年（1744年）六月，岷江大水，四川巡抚纪山在奏折中说道：
成都城“（六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上游之都江堰泛涨，郡城（指成都市区）南北二河不能容纳，郡城玉（御）河泛溢地上，以致郡城内外河岸冲塌房屋，溺藉人口，并城墙倾倒数处，贡院坍塌。……六月大雨，东郊水深三尺许，安顺桥圮。”
双流县境“窳下者水积四五尺，三日始退”
新津城内“深二三尺，三日乃退”
……
这一年的大洪水，使都江堰水利工程内外二江流经的成都平原几乎全部变为泽国，还波及岷江、沱江及涪江流域。
在整个19世纪的一百年内，成都府有22年发生水灾。
《蜀龟鉴》是清朝史书，主要叙述了明朝末期发生的重大事件
水患侵袭，干旱便不会缺席，当“天府之国”时而变成“天府旱国”，严重的社会危机接踵而至，比如：
顺治四年（1647年），四川发生特大旱灾，《蜀龟鉴》记载：“蜀大饥，五年（1684年）再饥，赤地千里。“灾难引发流行疾病，人们“易子而食”，人间惨烈。
清朝同治十年（1871年），一场干旱自春季开始爆发，绵延至整个夏秋，黄云鹤在《离堆伏龙观题壁记》中记载都江堰：“四月久旱，祷雨弗应 ”（《灌志文征》卷五《杂记》）。使得四川多地“赤地千里……人相食”。
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崇庆（今崇州市）大旱引发饥荒，“饥民劫商米于南河东，下官米余石”。
……
No.2
无常灾难的幕后力量
明清两代近600年国祚，中华帝国版图之内自然灾害频发，社会震荡、人口迁徙、民生多艰……地处西南一隅的四塞蜀地无法独善其身，灾害发生的频率与破坏力与全国其他地方时而共振亦或更甚，“水旱从人”的天府何以发生“旱涝无常”的困境？
这幕后的推手源自自然与人类的双重力量。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探究》
从气候尺度而言，明清两代，正值凛冽的小冰期锋芒毕露，气候剧烈波动导致东亚大陆极端天气频频发生，水旱灾害随之降临。学术界曾归纳出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的四大时期——夏禹宇宙期、两汉宇宙期、明清宇宙期和清末宇宙期，明清两代就占据了其中的两个且以水、旱、蝗灾为主要灾害类型。雪上加霜的是，竺可桢先生曾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探究》一文中指出，中国历史上最寒冷时期是17世纪，尤其是1650—1700年这50年为最为寒冷干燥，而学术界研究得出清末宇宙期的顶峰在1861—1895年间，四川水旱灾害最为严重的17世纪中叶和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正与这两个自然灾害群发期重合。
四川盆地主要江河分布图
从水利条件而言，四川河流的水源补给方式主要为降水，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龙门山脉最高海拔近5000米，为成都平原带来丰沛的地形雨，却也形成了著名的龙门山暴雨区，集中于夏季的降雨一旦因极端天气失控，潜在的水旱灾害就在伺机酝酿。尽管都江堰水利工程拥有巨大的调控、防灾、减灾的能力，但当遭遇到明清时期异常的连续大旱或者大雨，成都平原一方面河流流速减缓，泥沙沉积，单河道泄洪能力有限，加之河网支流众多，集雨面积大，易产生漫溢，一方面人口众多、农业发达、水量需求巨大，依然无法完全避免灾害的发生，如光绪十八年（1892年），都江堰市因“降水过多，又没有堤堰的有效控制，导致大水坏田万计，吞灌外江流域，荡析离居者多至一千余户，毁桥四十余所”。倘若此时水利设施维护不善或人为修筑不合理的工程设施，反而会助长水旱灾害的破坏性力量，1892年的那场降雨，都江堰市“正南江两岸无堤，水不归槽，右与黑石河、左与江安河密迩，永两冲突，三江几成一片，而黑石决口尤矩，下游诸县亦多泛溢”，引发了流域性的水灾。
龙门山与成都平原示意图
从地理角度而言，四川是我国地形地貌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地质活动频繁活跃。龙门山脉为成都平原带来水量的同时，作为地震断裂带却并不安分，它是年轻的青藏高原与古老的扬子准地台相撞之地，当地球能量借由地震释放，就会改变相邻地区的地表形态、自然环境，甚至破坏水利设施，导致或加剧水旱灾害，如同治十三年，灌县（今都江堰市）“地震有声如雷，六月二十日夜，漩口场山突涌洪水，冲没民房数十家，淹毙三百余人。”
明清四川移民图
从人为影响而言，在经历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战乱之后，明清两朝当政者均不同程度推行“移民实川”政策，据统计，明洪武年间四川人口数为146万6778人，到了清道光年间，人口已达3127万2000人，随着四川人口呈现剧烈波动性增长，水土丰饶的平原河坝地带，人地矛盾冲突日益严重，后来的移民在适宜于亚热带山地土壤气候的玉米、马铃薯等外来农作物引种加持下，开始大规模进入盆周山地垦荒，致使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发生了规模性转变，埋下了各种灾害发生和扩大的隐患。
四川曾经存在严重“虎患”
位于岷江中游的成都平原，一直是四川人口最密集的区域，移民的进入、人口恢复与结构的改变，成都平原的区域开发强度提升，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破坏着历经几千年开发后日益脆弱的自然环境，如四川造纸业一向发达，而明清时期，仅华阳就有“小纸厂二十余座……男妇摘笋砍竹作捆赴厂售卖，处处有之，藉以图生者常数万计矣。”对竹木的巨大需求必然导致原生植被的砍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同时造就出林盘这种川西传统聚落民居的茂林修竹景观，却也必然潜伏着水旱灾害自然抵御能力下降的隐患。而至迟到清代中叶，岷江流域已掀起一股山地垦殖的高潮，致使大量森林遭到砍伐和焚烧，水土流失日益严重，随着极端天气增多，原有的环境调节机制减弱或失效，亦影响着整个流域水旱灾害的发生几率，岷江上游川西北高原干旱河谷的退化与扩张，对成都平原的水患影响既是典型一例。
No.3
蜀地古人的应对之道
李冰父子塑像
四川盆地灾害频发，成都平原的安逸闲适遭遇了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然而相较肆虐全国其他区域的小冰期气象灾害，“天府之国”的水旱灾害仍以轻度和中度为主，特大灾害较为少见，一种自然与人类交相呼应的系统，减缓了极端天气带来的损害、危机与恐惧，在看似无常的灾害面前，蜀地古人实践着独特的应对之道。
有一种不确切的说法认为，中华文明是在与各种灾难的博弈中得以发展延续，虽然“多难兴邦”一说实在毫无人性，但残酷的现实就是，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之上，人与自然经过数千年的博弈，农耕中国得以建立起一种相对制度化的体系，从气象预测、经验技术到多元赈济……来应对反复无常的农业灾害。
天降灾异惹人悲悯，人间经验值得传承。在被誉为农耕社会典范之地的成都平原，人们将地方智慧附着于这种体系之上，成为预防、减弱以及赈济小冰期水旱灾害的传统“法门”。
值得一提的是，任何集权制度下的防灾救灾，总是容易发生贪污腐败、争权夺利、漠视民生、缺乏问责不力等惨痛教训，我们暂时抛开这些阴暗面，仅列举较为成功的部分经验。
（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帝王画像
应天而变的农业经验
中国古人深受“天人感应”的思想浸润，从帝王赏罚到灾异历法，从地方物候到风雨云雾，人们常常通过天象变化指导人间行为。成都平原拥有长达5000千年的农业文明史，安然渡过数次全球性气候震荡期及无数次地方性气象灾害，耕作之人善于观察天象、预测天气以安排农事，最终发展出丰富的民间农业气象知识，尤其擅长把握一些灾象特征，通过经验推理做出水旱灾害及农业丰歉预测。成都平原关于气象观察、物候启示、灾异预警的民谚俗语代代相传，成为人们进行耕种、防灾、备荒的行动指南，如成都平原的二十四节气农谚说道（请用川话朗读）：
立春晴一日，农夫耕田不用力;
惊蛰闻雷米如泥；春分有雨病人稀；
清明要明；谷雨要淋;
立夏无雨，犁耙高挂起;
小满三天见麦黄；夏至有雷六月旱；
夏至不热，冬至不冷；
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到头；
处暑若逢天下雨，就是结果也难留;
白露白迷迷，秋分稻秀齐；
霜降无霜，来年饥荒，霜降有霜，谷子满仓;
立冬起大雾，冬水点萝卜;
小雪大雪，烧火不歇；
小寒大寒，收拾过年。
二十四节气图
与此同时，在明清小冰期的成都平原，人们主动适应气候变化，通过新品种的引进、多样化的种植来丰富自身的物质生活，增加面对气候风险的韧性（关于农业种植品种多样化见“气候与天府：明清小冰期与成都平原农业之变”）。实际上，作为高度发展成熟的农耕社会，成都平原的耕作之民在耕作制度、田间管理等农业技术方面更是累积了应对气候风险的诸多有效经验。
从南宋开始，“天府之国”开始出现一年稻麦两熟的水旱轮作，并逐渐形成了以“大春”、“小春”作为种植不同作物的时间区隔，根据土地情况与家庭需要进行不同程度的多熟制耕种制度，配合间作、轮作、套种等种植技术，在不同年份、不同季节、不同作物轮流种植，形成随时空有机变换的复合种植生态系统。这种耕作制度以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作为基准参考，同时会根据实际天气情况进行弹性调整，以应对不确定的干旱、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比如水稻插秧时遇到气温持续走低，以浅插促进秧苗发根和生长；如遇持续高温，则以深插避免烫死秧苗根；轻度干旱时用“烤田”抑制稻田的病虫害影响；轮种绿肥作物增强土壤缓冲性，减少土壤侵蚀；在当年气候不稳定而导致作物歉收的情况下，以“增种”降低由此带来的耕作损失等等经验。（参见春分·发布 | “天府之国”传统农耕智慧气候应对报告Ⅰ（附获取方式））
传统农事耕作图
成都平原农耕社会孕育的传统林盘聚落，更是构建了一个依靠人力维护的半自然小生态微气候系统，农田生态系统与林地植被生态系统于此相互协调，使大环境与小区域相互融合，面对大尺度气候变化展现出强有力的韧性。
成都平原传统林盘格局
规制完善的农田水利
古代社会以农业立国，水利被视为农业的命脉，农田水利建设是历代各朝施政的重中之重，运转良好的水利设施亦是洪水干旱来临之时防灾减灾的关键所在。成都平原之所以最终成为古代中国版图内唯一的“天府之国”，有赖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成及持续完善与维护。
“治蜀必先治水”，自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历代蜀地最高行政长官同时肩负治水护堰、兴修水利的重任。东汉灵帝时设置“都水椽”和“都水长”负责工程维护，蜀汉丞相诸葛亮设堰官，征调选拔1200名堰丁实施常态管理维护。明清两朝，深受气候无常之苦，都江堰的运转、管理与维护更成为当朝廷治川的“命门”：明朝设置都江堰官，兼管四川各州府水利，明嘉靖年间，四川专设水利道管理水政；清代康熙年间，四川设松茂成绵道，兼管省内水利行政，雍正时期，专设水利同治府。
康熙治水图
明清两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终章，也是诸多传统思想、典章制度的集成时代。自宋代开始，都江堰形成了每年春冬枯水季节农闲之时的断流岁修工程制度，经过后世不断完善，确定了每年在霜降、立春和清明分渠首部分内外江进行岁修的定制，并延续至今，其主要目的就是保障灌溉农田，防止水旱灾害。
气候变化带来灾难隐患，水利设施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农田水利的建设维护被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明清时期地方官的政绩记载多跟整治堰务、修缮堰坝有关。康雍乾三朝，相继动用大量的官款资助民间兴修水利，制约水患，如都江堰及新津、江安、通济、石牛等灌溉堰渠皆享受过官款岁修待遇。“官督民修”的方式在农田水利建设经营中得到普遍实行，特别是水旱灾害之后，支用官款，“以工代赈“兴修水利，极大地调动了民间参与的热情，成都平原各地积极疏通河道，兴堤筑堰，有效防止水旱灾害隐患，减轻水旱灾害损失。
都江堰治水工具图
都江堰岁修放水图
面对气象灾害增多，中央集权的日益加强，财力日渐拮据，作为关乎社会稳定的公共设施，官方逐渐不再垄断农田水利的建设经营，农田水利经营资金向民间承担转化。在这种体制下，有着特殊身份和关系的乡绅阶层充当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一般的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民间积极自发修筑维护，清朝《双流县志》中有记载因水源口“堰口窄”，影响水流，于是通过民间倡捐，”辟两洞引水”，成功修筑灌溉双流华阳数万亩田地的水利工程故事。
面对水旱灾害的隐患，成都平原的农人除了开挖“冬水田”存放雨水，以备来年春天干旱栽秧，更擅于开采丰富的地下水资源以弥补水源不足，光绪时修的《彭县志》记载，“堰水不足，资泉流灌溉者十四五”，地下水几乎占到当地灌溉工程将近一半。这些被称为泉井、泉堰、泉凼、泉塘、阴沟的人工设施至今在当地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光绪年间重修《彭县志》
自明代中后期开始，成都平原都江堰灌区开始逐渐确立起一种独特的“分水”制度，暨考虑到距离远近、地形高低、耕作作物、灌渠渗水等综合性因素，按可灌溉的农田面积计算沟渠宽度或分水口的尺寸实施轮灌，按受益农田田地面积计亩出力(费)的制度，比如清朝时期，都江堰在征用修防经费时即考虑了用水条件的“迟早多寡”，同治《重修成都县志》载“查九邑田亩，唯灌（县）、郫（县）、崇（庆）三处得水最近，获利最溥。其温江、新繁、新 都、金堂、华阳，离都江大堰有一百余里者，其用水之处，不能无迟早多寡之殊，则出银之处，宜略为区别。如郫、灌、崇三处，每亩派银二厘，温江、新繁、新都、金堂、成都、华阳，每亩派银一厘五毫，又华阳县内，有用水略少之田，每亩派银一厘，庶得平均。”
都江堰灌区之外，相似制度还在新津、彭山、眉州数州县的通济堰，华阳、仁寿、彭山三县受益的古佛堰，崇庆、大邑、新津三县的铁溪堰，新繁、新都、彭县、金堂、汉州（今广汉）五州县受益的火烧堰实施。
成都平原的“分水”制度，结合了诸多利益与责任一致的要则与禁令，皆是避免日常及水旱灾害发生时水源管理的公平、普惠，减少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的传统经验智慧。
成都平原耕作图
多元主体的救灾系统
灾荒制约着历代王朝的兴衰，与人们印象中封建朝廷屡屡失败的赈灾以及当前政府垄断性的救灾方式不同，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救灾形成了一个覆盖灾前、灾中、灾后多元主体性的赈救系统，面对明清小冰期频繁发生的气候灾难，成都平原形成了官民互补、各司其责的救灾模式。
水旱灾害发生后，饥荒、疫病及社会动荡往往如影随形，政府的救灾活动直接决定赈灾成效，平粮价、施粮食成为政府普遍采取的救灾措施。明清时期，全国各府州县形成了以常平仓、社仓、义仓为结构的粮食储备体系，每遇歉收之年或水旱灾害，根据当地政府官员勘查的受灾情况，分等级进行粮食发放。成都平原的政府救灾方式同样如此，如史料记载“蔡成络，道光十八年为灌令，岁大饥，发仓劝赈且贩粟邻封以济之，全活甚众。”为了避免激化社会矛盾，政府亦常用增加粮食数量等行政手段限制粮价，如光绪二十九年，岷江中游夹江县大水：“城乡士绅，领积谷，办理平粜。” 为尽快恢复生产，减免赋税也成为灾后社会救济的手段之一。
遍布各地的粮仓
在古代中国灾荒赈救体系中，民间力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贵族官吏、富商大户、宗族士绅、宗教团体在内的群体个人，不仅常常响应地方官员倡募筹措粮食成立社仓、义仓，遭遇灾害后，基于儒家道德、宗教信仰或宗族伦理教诲，往往以直接赈济钱粮、施医济药等方式，诠释着古代社会传统的民间社会赈救体系，而且往往比政府救灾更迅速更灵活，如史料记载都江堰邑人周国洪，“性好善。清同治甲子年江安河溢，水灾甚巨，洪捐米十六石、银一百圆以为之倡，募款渐多，遂以修复“。各地灾民们也往往开展包括筹食、重建、复产在内的各种方式救灾，如前所述，成都平原广泛存在由地方乡绅或村民筹资而建的民间水利设施。
到了晚清时期，西方思想的传入和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新兴的社会力量，如西方教会、医院和民间成立的各种慈善机构开始参与到救灾之中。
灾害发生后的民间施济
凝聚人心的川主信仰
信仰有助于安抚人心、凝聚社会，在灾难频发的时代，人们更加希望祈求神灵庇护，以期消灾解难。明清小冰期气候动荡不已，成都平原尽管具有较强的灾害抵御能力，却依然面临比以往更加严峻的水旱灾害威胁，民间信仰提供了一种非物质的地方性力量。
川主信仰是一种以治水文化为核心的地域民间信仰，成都平原两千多年来一直得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庇护，先贤李冰因此被封为“川主神”备受敬奉，人们借以崇德报功、求神福佑、规避灾难，水旱灾害发生后，川人必向之祈求解难，水旱灾害未发生时，川人亦向之拜祭感恩护佑。光绪《井研县志》记载：“太守昔为名宦，今亦昭灵，爽乎父老。曰师靖边儌有祷，水旱有祷，瘟蝗有祷，民间疾苦无不有祷，祷多应，故历朝悉有封典有祭田。”
李冰因治水有功被奉为“川主神”
研究表明，明代中后期与清代中期是川主祠庙兴建的两个高峰期，明以万历朝为盛，清代以来，随着雍正七年官方对李冰父子加封，到乾隆、嘉庆、道光朝最盛，川主祠庙多沿着四川境内的江河分布，位于岷江流域中游的成都平原是川主祠庙兴建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而两个祠庙兴建高峰均与蜀地水旱灾害的频发期相一致。
对明清统治者而言，李冰以治水成神，川主显灵，必然有助于唤起民众对水利工程的重视与参与，借助宣传李冰的事迹，兴水利，减灾害，是符合地方特色的有效治理途径。对民众而言，李冰不仅是护佑一方的川主，更是本土文化的象征，特别是明清以来，伴随着“湖广填四川”等大规模外来移民的涌入，四川土著遗民将川主祠庙作为其重要的“信仰坐标”，一度奉为家神及川人的福神祠，而外来的移民，也终将接受川主信仰，真正融入到一方水土的社会情境之中。
岷江源区的川主寺
在川主信仰的凝聚下，成都平原往往在遭逢水旱灾害之后，能较为迅速地恢复生产生活，而民众日常兴修农田水利的参与度极高，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里，成为人们面对滔天洪水或旱魃为虐时的坚实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孙吉：《气候与天府①：明清小冰期与成都平原的农业之变》
张萍：《明清时期岷江流域水旱灾害初步研究》
吕雨生：《浅析清代四川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侯雨乐：《清代时期都江堰地区洪涝灾害与气候特征研究》
张艳梅：《清代四川旱灾时空分布研究》
高岩：《明清时期四川地区水灾及社会救济》
唐光沛：《清代都江堰的重建》
张建民：《试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农田水利─以长江流域为中心》
谢继华：《清代都江堰灌区水费探析》
陈渭忠：《清代都江堰灌区水费征收的变迁与启示》
邵侃：《中国古代农业灾害防减体系研究》
张祥稳：《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
曹玲玲：《作为水利遗产的都江堰研究》
孙吉：《岷江上游历史文化景观与环境动因》
付玉强：《明清以来四川地区川主信仰时空分布特点与成因探析》
谭徐明：《古代区域水神崇拜及其社会学价值——以都江堰水利区为例》
清流智库：《本土智慧应对气候变化：成都平原传统农耕文化调研报告》
清流智库
成立于2022年，汇集来自政府部门、研究院校、新闻媒体、社会组织等行业，包括水利、地理、地质、环境、经济、历史、艺术等跨领域跨组织跨专业的知名专家学者、民主党派、媒体大V和社会人士，旨在建立一个汇集智力资源、提供顾问指导、倡导议题参政、影响公共决策的共享、开放的影响力平台，并策划出版系列智库文集、影像、研究报告。